一场历时十年的模特儿风波
若是仅限于教学，人们还不会留意这个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“洋玩意”，然而，一旦裸体画作公诸于世则情况大不同。那一场历时十年、震惊全国的人体模特风波，发端于1917年上海美专举办的成绩展览，卷在旋涡中间的人便是刘海粟。
这年夏天，上海美专举办成绩展览会，因为其中有裸体习作，引起了参观者的惊骇，其中以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的反应最为强烈，她大骂刘海粟是“艺术叛徒，教育界的蟊贼”，并撰文称展览会为“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”，掀起了一阵声讨浪潮。这是模特风波的第一波。
1919年，刘海粟等又举办了一个小型画作展览，其中有几张裸体画，展期五天，骂声不断，引来工部局派人前来调查。工部局见不过是几张裸体画作而已，且展期将至，也就没了下文。这是模特风波的第二波。
“这两次事件的社会影响力都还有限，展出的还只是男人体。在模特问题上的第三次较量，社会影响力可就大了。”陈醉说。
1924年，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在南昌办画展，陈列了几幅人体素描，江西警察厅勒令禁闭。于是，以此为导火线，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、围绕模特的论战与官司。
“当时，上海滩的社会环境混乱，有人借美专举办画作展览的机会，拍摄娼妓裸体照片，画淫秽画作，都称之‘模特’，招徕贩卖，四处兜售。”陈醉说，“而对于这些社会新动向，一些人把账都算到了刘海粟头上。”
1926年5月4日，上海市议员姜怀素，呈文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请禁“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模特科”，严惩“作俑祸首”刘海粟。上海“正俗社”也去信责骂刘海粟“非艺术叛徒，乃名教叛逆也！”5月13日，《申报》又刊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发出的“严禁美专裸体画”的命令。
在风声日紧的讨伐下，刘海粟决定以攻代守。他干脆直接向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状告危道丰，5月17、18两日，《申报》发表了刘海粟函请孙传芳申斥危道丰的全文。然而，孙传芳与危道丰是一路人。6月3日，孙传芳在《申报》复函刘海粟，对其好言相劝：“美亦多术矣，去此模特，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。”
但刘海粟并没有顺水推舟送孙传芳一个人情，而是据理力争，于6月10日再次在《申报》发表公开信：“学制变更之事，非一局一隅；学术兴废之事，非由一人而定。”
大军阀孙传芳恼羞成怒，密令通缉刘海粟，并交涉封闭上海美专。所幸美专地处法租界，孙传芳不敢轻举妄动。
法国领事劝说刘海粟想办法敷衍孙传芳和危道丰。于是，7月15日刘海粟在《申报》发表了致孙传芳的第三封公开信：“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，于裸体部分，即行停止。”不久即见报载：“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，前刘海粟强辩，有犯尊严案已自动停止模特。”
至此，围绕模特的纠纷，本应画上句号了。可是危道丰仍不依不饶，再度挑起事端。他向法院起诉刘海粟在其发表的公开信中，言辞不逊，侮辱他的人格，毁谤他的名誉，要求赔偿。最后，法庭象征性地判刘海粟罚款50元。
这样，一场人体模特风波，终以“破财免灾”的收梢和气散场了。
“历时十年的一场风波，形式上虽然失败了，但实则胜利了。经历了一番洗礼，‘人体模特儿’终于在中国大地上乃至部分国人的观念中扎下根。”陈醉说， “这场斗争的胜利，除了刘海粟的顽强和雄辩之外，与‘五四’前后新思潮、新观念勃兴的大时代背景和社会进步舆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。”
